第六，坚持法治与改革相统一。
特别是与改革相关、改革涉及的部门，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心怀国之大者，认识到机构改革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与推动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关系，自觉支持改革、拥护改革、参与改革，理解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党的十四大到十八大之前的4次机构改革核心是不断探索、逐步建立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
二要依法依规有序落实中央确定的改革要求，确保过渡期间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机构职能正常运转，思想不乱、队伍不散。第三阶段面对的是更为艰巨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需要以更加系统协同、高效运转的体制推进这一目标的达成。这一阶段的机构改革通过理顺党组织同其他组织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地位，使党更好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1988年的改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精简，党中央直属机构明确了工作职能，减少了部门重叠，精简了内部人员。2003年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在推动政府效能提升、降低行政成本的基础上，提出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
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主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持续推进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服务优化。[30]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周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起始阶段，李大钊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0]毛泽东要求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样的论述，就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层面上，展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表达的发展方向。譬如，在宪法学领域，近年来，一些地方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坚持发展推进到哪里，立法就要跟进到哪里，注重把握立法节奏，严格遵循‘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基本原则，指导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发挥立法主导作用，严格依法选题，以工匠精神精准立法，尤其是出台了一批‘小切口、立得住、真管用的‘社会治理和民生小法，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如前所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就是经济或物质条件的制约性。
在当下，在自觉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进程中，即使要追求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也不可能割断中国法学知识体系与外来法学知识之间的联系。相比之下，有些外来法学知识的作用与功能，可能就没有那么直接明显。
这种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形成了讨论，并演化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按照蔡枢衡的说法，那就是有人无我的借鉴。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当看到，要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还需要坚持一个更加基础性的原则，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看，相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表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来说，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对于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更加直接的支撑作用。
在清末以前，中国民族之灵魂主要是由传统的经学来表达的。（三）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想象力与洞察力作为理论提炼者的两种能力，有助于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理论，它强调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法的观念的决定作用，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生产工具、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对于法的观念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
一方面，对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应当有助于孕育中国民族之灵魂。[12]简而言之，文艺复兴的实质，就是以复兴古典文化的名义创造新文化。
按照吴氏的自述：没有什么比我跟大法官霍姆斯的友谊开始得更偶然的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梁启超在18年后的1920年，写成了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
[19]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页。[18] 张晋藩：《重构新的中华法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第6页。按照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要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既要看到中国当代的法治实践，还要看到物质条件对于法治实践以及法学知识的决定作用。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5]这就是说，经济关系对法律的观念具有决定作用，它既决定了法律的实践，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对于法律的观念。[29]数年之后的1927年1月，已经回到上海的吴经熊被任命为法官，他在写给霍姆斯的信中说：我将有大量机会来做法律领域创造性的工作了。
这种纵向的法律移植有一个前提，古代的传统法律文化并不是已经死亡了的枯木，而是有生命力的、依然可以培植、可以长出新枝的古树。[26]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页。
如果把法学知识从技术、制度与思想三个层面予以划分，那么，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在技术层面或微观层面取得的成就，已见于中国法学知识体系中的各个领域。我可以试着将中国法律霍姆斯化了。
文艺复兴也被理解为古学复兴。如果还要进一步追问：宪法的效力从何而来？我们可以回答：因为宪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国人民的名义制定的，所以宪法是有效的。
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新中华法系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16]，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法学知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意气用事，但究其深层，却有制度、文化和社会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反映出一种仪式缺乏某些支撑点。换言之，承载着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如果要实现其伟大再生，那就必须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时代化再造。
喻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透过法治现象找到法治规律，并从理论上揭示、概括、提炼这些法治规律，是运用洞察力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进而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津渡。
例如，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家结构理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进一步追问：民法典的效力从何而来？我们可以回答：民法典是国家立法机关根据宪法制定的，宪法为民法典的效力提供了依据。
[6] 《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1页。在当代中国，则有党规与国法的并立，党规与国法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9]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页。马克斯·韦伯曾不太确定地指出：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正是在吴经熊所代表的偶然性吸纳、随机性借鉴方式的映照下，我们才可以真切理解以我为主的选择性借鉴的价值与意义：以中国为本位，以中国为主体，根据中国自身的实际需要，在对外来法学知识进行充分鉴别的基础上，做出自主的选择，予以借鉴与吸纳。在汉代，源于西天的佛学、佛教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本土化演进，终于在唐代形成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的佛学与佛教。
如果说古人建设的中华法系曾经滋润过相邻的东方国家，长期雄踞于世界法系之林，那么，我们今天更有能力、有信心重构一个体现当代中国法文化成就的新的中华法系。然而这种仪式化的行为却受到检察官员的普遍的心理抵触和不配合，有些地方甚至因此而引起审、检冲突以至妨碍案件的审理。
在中国当代的法治实践中，法的效力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在当代中国丰富多彩的法治实践中，在很多法治现象的背后，都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它们对法治现象起着支配作用。
[27]这就为中国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创造了更好的经济基础与理论机遇。然而，法律移植也可以从纵向的、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把古代的法律移植到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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